南桥，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，3月7日

新寺司机推测，那个女子到南桥去，是和其他钩子会合，然后前往头桥。

南桥沪杭公路2181号，是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所在地，该部门负责全区车辆非法客运的督查工作。钩子头透露，在奉贤区，打击黑车的指令主要是从这里发出，通过各个钩子头，直达钩子处。

关于那个女子当天在南桥的活动，钩子们和执法人员怎样出发，由于交通和公安部门此后的沉默，已经难以查证。但曾经当过钩子头的罗雄，还是透露了一些具体的过程：

每当执法大队有抓车任务时，先确定好对哪个地段进行打击，然后由钩子头带着钩子，坐车前去踩点，再由钩子头和执法人员商定具体地点，一般是隔天就把地点确定好。最多的时候，一天要安排五六个点，抓三十几辆车。五一、春节、国庆等节日都有重大行动，是钩子比较忙的时候。有时一个区的黑车太多了，就要请其他区的钩子来抓。”

钩子和执法部门之间是一种松散的关系。罗雄说，执法部门知道大多数钩子的名字，对于骨干钩子，则将其身份证复印件存档。平时，钩子头通过电话管理他们，按月去给他们领钱，买保险。

在整个抓车过程中，除了执法人员、钩子，还有另外一些受聘开车的司机。

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以东数公里处，环城东路××号是上海××运输交易市场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每当有抓车任务，新寺的黑车司机马平(化名)，就会和五六个同行提前到这里报到，然后有辆普桑把他们送到抓车现场。每抓一辆车，马平们按指定的路线，把车开到南亭路×××号的停车场仓库，然后再乘普桑到下一个地点。

在马平的印象里，抓车的任务很是紧张。上午抓好，吃好中饭，下午再抓，有时晚上也抓。一般一天抓车四五十辆，最多时抓10个点也不止。他到过南桥、庄行、新寺、星海、光明、奉城、燎原、西渡等周边小镇，去得最多的是奉浦、南桥。奉浦地形复杂，空间很大，人和车隐蔽的地方多，容易让黑车上钩。具体抓车地点，最常去的有修理场、敬老院、学校、液化气站。

南桥，2006至2008年

当天的抓车地点在头桥，如果从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出发，沿着南奉公路，会经过一个叫易初莲花的大型超市。超市旁边的正环路上，停着七八辆黑车。江苏人苏飞(化名)的面包车就停在这里。

那个女子前往钩车途中的心情，目前难以查证。而他们的每一次出动，事实上都会改变一些人的生活甚至命运，尽管钩子们多半不会考虑到这一点。罗雄第一次钩车时，看到别人的车子被抓也没有感觉，反而有一种报复的心理。后来他越做越麻木，“做钩子的，都是黑社会，不是好人，我也是坏人，就是合法抢钱啊。但我不抓车，也有别人来抓车。”他也为自己辩解。

苏飞的命运就是被钩子改变的。2007年12月以前，他还在工厂上班。一天晚上，他开着公司的面包车送朋友去周浦，回来时迷路了，当向路边一个卖东西的师傅问路时，路边走过来一个男人，问他去不去下沙。苏飞说：我不做生意。这时，卖东西的师傅称，去南桥经过下沙，可以随便带他一下。已经是晚上9点，苏飞觉得那人很可怜，就默认了。然而，当车开到下沙某小区门口时，一下子冲出了十几个人，然后苏飞被带上了一辆大客车，车上还有40多个与他同样不幸的人。

半个月后，他带着公司执照领回了车。此后，他被公司开除，那辆面包车折价1.8万元卖给了他。苏飞欲哭无泪：一家几口人在老家等着他养活，三个孩子，大孩子上大一，二孩子上高二，三孩子上初一，他们一年的学费、生活费要3万元。在上海，和他相依为命的只有那辆车了，苏飞找不到好的工作，只好开起了黑车。

黑车开了两个月，他再次遭遇钩子。那是2008年2月19日，晚上7点，在南郊宾馆，车一停，中年男乘客就拔钥匙，院墙内随即跑出了十几个人，有保安、警察，苏飞被卡住脖子拉了出来。那一天，他直接跪下了：“一家人都等着我养活。求你们了。”

两次被钩，罚款再加上买车，苏飞欠债3万多元。晚上，躺在月租80元的房子里，他经常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家里的小孩子。

他经常想起以前的工作，那时有洗澡间，有电脑，每月领了工资就很快寄回家。现在苏飞甚至不敢告诉孩子，他们的父亲在上海开黑车。他很想把车卖掉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很多中介都留有他的名字，然而，工作并不好找。

与他相比，同在正环路拉客的本地人小季要幸运得多。正环路上用路障一分为二，黑车司机的红色QQ、白色面包在这边，墨绿色的出租车在那边，好像划开了黑白两界。

坐在奉贤大众出租车的驾驶位上，小季看着对面时刻警惕的黑车司机，有时会想起从前的黑车生涯。

2006年5月，他的奇瑞QQ在平庄公路上被钩住了，一个星期后，他取出车子卖掉，开起了出租车。出事的前两个月，他已经在学出租车服务卡课程，他再也无法忍受开黑车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

在南桥，像小季这样由黑车司机转正的人越来越多。但许多像苏飞这样的外地人，即便心中有这样的愿望，也根本没有这种机会。按照《上海市出租汽车营运资格证件使用管理规定》，出租汽车司机取得《准营证》，须有本市常住户籍、身份证。

使小季心里踏实的是，他不用再担心营运证的问题。在上海，出租车营运证属于政府所有。1996年以来，上海对市内出租车实行总量控制，出租车营运证成为稀缺资源，价格逐年攀升，目前已达40万元左右/辆。

在这种现象的背后，也存在着一个对出租车行业性质认识上的分歧。它到底是公共服务产品，还是私人产品？

据专家分析，中国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出租车运营模式。一是京沪模式，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拥有产权与直接经营权，出租车司机受雇于公司，每月交钱；二是温州、天津模式，即出租车公司把产权出售给司机，司机则挂靠在某个公司名下，每月交纳运营证管理费。

曾有学者指出，京沪模式垄断性太强，导致出租车管理公司的经营收入与利润率过高，驾驶员整日疲于奔命之外，还导致了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的黑车大幅增加。这可以说是黑车存在的根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