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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29日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。王明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，擅自将自己起草的《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》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，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。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份文件后，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有些不妥，为了补救，中共中央立即起草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》。王明在收到电文后，并没有立即送达国民党，而是在会议结束后，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说：“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，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，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国民党。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，否则，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。”其实，正是王明自己这种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做法，在党内造成了严重分裂。
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，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《论持久战》的演讲。毛泽东批驳了“亡国论”和“速胜论”，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，要经过战略退却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，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。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。7月上旬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，让其在武汉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上尽快刊登，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。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，让其分期刊登，王明仍不予理睬。王明这般阻拦的理由十分简单，那就是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科学分析。他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，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态度：“四亿弗凭斗志衰，空谈持久力何来？一心坐待日苏战，阶段三分只遁牌。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，王明更是表露了当时的心迹：“在延安发表该文后，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，要求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刊登（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）。我和秦邦宪（博古）、项英、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，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、等待日本进攻苏联。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、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。共产党的政策是，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，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；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，所以，我们决定不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《论持久战》一文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