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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决定增补王明、陈云、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，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，毛泽东任主席，王明任书记；由王明、周恩来、博古、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，负责与国民党谈判；由项英、周恩来、博古、董必武组成长江局，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。显而易见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，给予了一定的认可。
分庭抗礼
不久，王明就来到了武汉。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，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，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，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。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、博古、周恩来、叶剑英、王明、董必武、林伯渠。王明为书记，周恩来为副书记。此后，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长江局。他目空一切，自以为是，独断专行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，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。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看的一清二楚，他回忆说：“我们把华中局（即长江局）叫做‘第二政治局’。事实上，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，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，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 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，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。据我判断，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，但在这段时间里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，却很少露面。”
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，王明似乎占了上风，但中共中央并没有为这次会议作决议。王明对此耿耿于怀。回到武汉后，他便自作主张，擅自发表《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——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，贯彻抗战到底，争取最后胜利》一文，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，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。他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，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，强调“统一指挥、统一纪律、统一武装、统一待遇、统一作战计划”。
1938年2月，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王明竟附和国民党“只要一个军队”和“统一军令”的叫嚣，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，令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感意外。为防止王明再生枝节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：“在今天的形势下，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。”后来，经会议讨论，同意王明去武汉，但明确规定：“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。”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规定，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，才回到延安。他自己也承认：“不愿留在延安工作。”王明之所以不愿留在延安，说穿了，是延安有个名正言顺、合理合法的中央，他的言行总得要受之约束，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，他可以天马行空，无拘无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