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坠楼前后的复杂心态
从207宿舍出去，斜对面四五米就是楼梯口，被室友搀扶着下楼找大夫的小志(Blog)走得跌跌撞撞，还撞到墙壁一次。他吞服了4粒外用高锰酸钾片，刚在宿舍呕吐过带血的液体。临到楼梯口，同伴到最近的201宿舍给说口渴的他找水，水还没来，小志已经越过大约1米高的护栏，从走廊直接坠下一楼大厅。药片是小志偷偷从室友柜子里拿的，他略知一点中医，服药理由是“治腰疼”，“即便不能，还可以趁此机会见到家长”。坠楼是一念之间的突变，“没想到吃了以后那么难受，便从楼上跳下去了”。这个14岁少年坚称自己在那一刻“很清醒，就是觉得无聊，不想活了”。
事情发生在4月26日。不到2个月之前的3月1日，小志被父亲哄骗着从贵州送到重庆。交纳近2万元的学费后，他和父母之间的直接联系被立刻切断，这个在入学协议中写得清清楚楚，“学员入学3个月内不得与家长通话或者探视”，只能写信。3个月是目前的行走教育行当里按照徐向洋的模式，通用的“亲情隔离”时限。小志的极端行为，终于将这时限提前了1个月。他见到了父母，也不必再担心被送回学校，代价是“食道灼伤、上唇摔裂缝合23针、下唇缝合9针、右手桡侧骨折”以及身上若干处来历不明的旧伤。这些都是2个月训练期的记忆。让母亲冯秋菊心疼的还有“送去时候白白胖胖，170多斤，不到2个月就瘦了30多斤”。
出院在家休养的小志并不太愿意面对记者，趴在电脑桌前打游戏，被问及往事显得有些烦躁，“就是不愿再想起那些”。四川电视台给冯秋菊发来了预告片，30秒钟，展现了学生被打的一些画面，播放时，小志一直低着头。在后来的沟通中，小志也只是偶尔抬眼瞟一眼记者，就迅速将目光转回面前的游戏。他愿意做些许回忆，只因为“里边还有那么多同学呢”。
小志回忆里的那两个月，“挨打”成了全部。父亲还在办公楼办入学手续，在综合楼里的小志已经第一次挨打，原因是“顶撞教官”——教官问他“你在家是不是很调皮？”小志回答：“你这么大的时候不调皮吗？”此后“记不清到底被打了多少次”，“每天都要挨打一两次，有时候是教官打，有时候是学生打”。他还记得有个教官告诉他，“这是我们重庆的地盘，不是你们北京的地盘，想打死你们就打死你们。”这些都让他困惑，他会自言自语，“我真是不明白，到现在也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总打我”。
冯秋菊4月26日下午从北京飞抵重庆，在西南医院的病房里“当时就昏死过去”。她在发现了儿子身上多处旧伤后，问出了挨打的事情，迅速报警。小志一开始并不愿说挨打的事，母亲反复询问，才陆续说了一些。朋友们在电话里安慰冯秋菊，也告诉她，“要振作起来，马上要做的就是去搜集证据”。这个当过医生、开了8年公司的母亲迅速开始有计划调查，她从心理老师那里得到了一些孩子的求助信，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一个个通知家长。出事后每天坚持写日记，现在已经记了3个笔记本，她记录下小志每天的病情和表现，以及与校长陈华的每一次短信来往，“陈华说我做事一环扣一环，没错，我也不是没脑子的人”。
校长陈华现在的确对家长颇有微词，在他看来，自己与冯秋菊“一直协商得很好”，“消除了隔阂”，学校也支付了4万多元的治疗和相关费用。只是在小志离开重庆到北京前，双方发生了一点不愉快，陈华的说法是，“咨询过医生，小志的后续治疗只需要1万元就可以了，家长要5万元，我只答应给1万元”。冯秋菊承认这让她相当气愤，“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！”冯秋菊委托的律师曾向陈华提出过20万元至30万元的赔偿要求，但她希望的并不是单纯的物质赔偿，原因是“其实我们不缺钱”，而且“单纯给钱的话，反而担心会害了我们孩子”。小志曾气愤地跟她说过，“让陈华赔钱，买栋别墅，再买100台笔记本电脑”。在忧虑的母亲看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陈华和那些打人的教官送上法庭，“只有让他们得到法律制裁，才能让孩子明白，打人是不对的，是要犯法的。否则，孩子就会认为打人没什么，将来也会认为法律算什么，只要能打，只要有钱就行”。
两个月之前，冯秋菊期待的是半年后收获一个成功蜕变重回正轨的儿子，现在心愿还未达成，面前又多了一道难题。冯秋菊在等待诉诸法律，只是“孩子是食管灼伤，按规定必须得观察6个月之后才能立案”。她一点点搜集起来的学校打人的证据已经有厚厚一本，还有一张光盘，里面是她与陈华每次对话的录音，以及孩子受伤的照片。冯秋菊庆幸自己“一路走来还算顺利”，“得到了媒体的支持，拿到了这么多的材料”。粗算下来，搜集材料已经花去3000多元。采访中也陆续有媒体的电话打过来，上个月冯秋菊的手机话费是1700多元，而出事之前，她每个月平均话费不过200元。
陈华一直对记者强调“行走学校的特殊性”。将那些家庭教育和常规学校教育已经无法约束的孩子汇聚到一起，会发生些什么，的确是个未知数。作为行走教育创始者的徐向洋也用“炸药包、火药桶、小雷管”形容过他那些“安静状态下的学生们”。徐向洋的方法是行走加惩戒。学生们先按计划长途行走拉练，辅以适度惩戒保证孩子们不敢脱逃，行走后，孩子们各有所悟，接下来才是其他的针对性教育。陈华的办学方案稍微有一些不同，他把徒步拉练放在3个月之后，避免“频繁脱逃”可能带来的麻烦。
在学校的宣传资料里，这3个月时间是“亲情隔离煎熬期”，军事训练和心理辅导双管齐下，帮助孩子们稳定情绪，认识自我。3个月里的具体生活状况，在小志坠楼后，校方的表述与同期学生们的自述相去甚远。部分退学孩子提供了一个“越狱”与“无间道”般的版本，而陈华极力反驳，他强调这些孩子的“顽劣”、“聪明”、“擅长撒谎”，“70%的话都不可信”。他的证据是坠楼事件后，仍旧“陆续有家长要把孩子送过来”，即便是教委下令学校暂停招生后，目前在校人数是“97人”，“退学的只有几个”。相比这位2006年底刚刚进入行走教育领域的投资者的话，选择相信自家孩子的家长看起来的确不多——如果沟通有效或信任存在，或许绝大部分的家长们也不会选择将孩子送来接受行走教育了。
小雨和小月算是例外，小雨被送来的主要原因是早恋，这个1.82米的14岁少年成绩并不差，他形容自己:“是块学习的料，就是有点爱玩，爱骑自行车去山里玩。”去年10月，正读初二的他谈了个女朋友，这让父母很担心。选择重庆，是“为了让他和那女孩分开，琢磨着可能去个远点的地方慢慢就疏远了”，此外他们并不质疑孩子的品质。相对让家长更头疼的是小月，这个去年11月底初三辍学在家的孩子并没有失去家长信任的原因，在他自己看来是坦诚，“每个女朋友都领回去给我妈看，从小即便做坏事，我都告诉她”。不过在校长陈华的描述里，他们的家长都被归属到“感性”一类，“被孩子的谎言蒙蔽了”。
